西方外交战略聚焦中国

记者：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正在进行新一轮调整。克林顿总统宣布提前访华：欧盟委员会通过对华新政策，提出“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朱基总理访英为契机，中英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日本政府也正在积极准备与中国建立“跨世纪的长期关系”。西方外交再次关注中国表明其对华政策调整已开始进入冷战结束后的又一个新时期。

杨明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我很赞同这个判断。冷战结束后，西方外交战略曾几次聚焦中国，其对华政策的主导思维也相应经历了从情绪化向“理性化”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苏联东欧巨变后，西方国家臆测中国必将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对华接触战略以“挤压”为主，企图利用外力促成中国的快速演变。第二阶段是1993年之后，西方发现中国不仅未步苏东的后尘，反而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综合国力提高。面对中国的崛起之势，西方起初极不情愿也不适应，于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从1997年下半年起直至目前开始进入第三阶段，西方国家对华战略思潮中“理性思维”渐居主流。

记者：你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系统研修过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战略，那么根据上述判断，你认为这次西方对华政策调整是战术微调还是战略性调整？

杨：我认为这种调整极具战略性色彩，也就是说，西方对华“积极接触”战略已开始进入实施阶段。所谓“战略性”主要表现在西方已开始逐步落实或筹建新的对华战略关系框架，并寻求同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和维护地区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

记者：既然是战略性调整，那么你能否结合当前国际形势谈一谈促成西方国家对华战略演变的深层次原因？

杨：从国际背景看，促成这一调整的主要因素有二。首先是全球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和西方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判断。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全球化发展势头更为强劲，世界已结合成一个互为依托的整体。而伴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一整体也更具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不仅有利于西方国家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与稳定。其次是西方的战略视角的变化。西方决策圈内的主流观点已不再将中国视为中近期内的主要“威胁者”与“危险源”，而开始将中国视为一支“建设性力量”。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等人提出的“视中国为理性国家”的说法，这一观点的潜台词就是“以理性视角观察和对待中国”，而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战略学家则提出“中美是天然盟友”的论述。

记者：既然调整是围绕中国进行的，那“中国因素”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杨：影响西方这次调整对华政策的“中国因素”，一是我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等重大国际事件中的作为，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在国际事务中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建设性和平力量。二是“十五大”和“两会”的成功召开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跨世纪的中国前景更加稳定而光明。一直困扰西方对华政策制定的“中国前途未定论”和“悲观论”也就难有更大市场了。

记者：我也注意到，这段时间内，连对华态度一向较为消极的西方舆论界也对中国发展前景怀有信心。

杨：的确如此。舆论是外交政策的“晴雨表”。美国新近出版的《巨龙》一书就呼吁美政府对中国采取“强而有力的接触”，并应像70年代和80年代那样，“再次寻求与中国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与去年畅销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

记者：您刚才谈到“中国因素”对西方对华政策调整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此观点您有何评论？

杨：这种分析的确不错，但未免有些片面。因为单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还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因素”中除硬性经济指标外，还包括一些“软力量”元素。如中国的发展模式、外交政策的运用和领导人的人格魅力等。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历了苏东巨变和亚洲金融危机两次考验。这不得不使西方战略家对中国另眼相看。西方对华政策调整固然有其主动性的一面，但也是我国近年来和平外交的成果。而在外交工作中，我国领导人的外交风范与人格魅力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江主席访美时所表现出来的外交风采的确给西方国家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些西方记者对此曾深有体会地说“政治领导人是否拥有在国际社会上行得通的语言和行为能力，这恐怕也是左右国家前景的重要因素。”

记者：有些国内外舆论认为，此次西方国家对华政策调整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将逐步进入全面正常化的新阶段。您是否也这样看？

杨：经过这轮战略性调整后，西方对华关系肯定会有较大程度的改善，但西方对华政策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这有可能影响中国同这些国家关系的顺利发展。如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4月8日在美国一所大学讲话时宣称，人权问题解决前美国不可能同中国建立全面的正常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内部的一些保守势力又在重新集结准备掀起新一轮对华政策大辩论。如美国国会内正在酝酿新的对华政策辩论，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将“谴责”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一些民主党人和人权活动分子也加入了这一阵营。